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联性是近期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以中国工业化为视角，从工业改革前的初始条件、工业改革的路径选择、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工业发展的关联性等三个层面对学界的主要理论和实证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并从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两个维度，按照文献的发展脉络和逻辑关系，阐述每篇文献的研究内容及主要结论。最后，在总结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这一研究领域未来可能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中国创造了经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奇迹。其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中国已基本实现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变，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制造大国。围绕如何解读中国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学术界进行了大量讨论，取得一批研究成果。

  其中，怎么样看待中国工业化的历史遗产问题，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离不开计划经济时代的奠基之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关于党的历史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相互否定，为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工业化的历史遗产提供了根本遵循。从历史的角度看，学术界一致认为工业改革的成功主要根据两点：一是初始条件，二是路径选择。路径选择普遍被认为是内生的，会受到初始条件的影响。

  本文正是基于上述现实和学术的背景，通过综述现有研究文献，考察工业改革前的初始条件与工业改革后的路径选择，探讨中国工业改革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联系，总结这一领域需要我们来关注的若干问题，为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相互否定的论断提供一个来自工业化的案例。

  初始条件是指转型国家在发生制度变迁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一系列对经济转型和发展有影响的因素。考察初始条件对工业改革的影响，就是探讨初始条件对后续的工业发展是否有影响，有何种程度的影响，影响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对工业改革前的初始条件考察，学术界的讨论大多分布在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利弊。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大部分资源投入重工业发展上，在较短时间内初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在此期间，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较高的平均上涨的速度，但经济大起大落。

  1950年代初期，新中国面临薄弱的工业基础以及帝国主义的封锁，与此同时，中国接受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理论，并受到苏联巨大成功的鼓舞，因此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武力、董志凯等学者也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由中国当时工业基础薄弱，以及帝国主义封锁等初始经济条件决定的。林毅夫等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资本极其稀缺的情况下，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违反了比较优势原则。林毅夫的观点得到了张军、樊纲等学者的支持。不过，林毅夫忽略了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仅从比较优势的角度分析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问题，多少有些脱离现实。

  姚洋、郑东雅认为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方针是正确的，有利于提高轻工业的效率，重工业的发展具有正的外部性，因此必要的补贴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孙圣民则认为计划经济时代实施农业支持重工业的政策和推行工业化战略无可厚非，但在实施这种战略、调节工农业关系的方式方法上存在调度失误。

  虽然学术界关于改革开放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优劣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中国工业化起到了一定的非消极作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奠定了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基础。至1977年，中国慢慢的变成了世界上六个最大的工业国之一。从1950年至1977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8倍，其中重工业增长90倍，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工业化的国家。同时，工业化的意义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更加体现在国家总实力上。中国在这一时期成功研制出洲际弹道导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等，国家安全有了强大保障。吉尔伯特·罗兹曼高度评价了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他认为，首先，这种现代化减少了对国际的依赖；其次，它用计划调节的方式促进经济稳步的增长，可以开辟各种途径有效利用资源；另外，它建立了一种更加平等、公正的社会。对于罗兹曼提出的第二项成就，林毅夫、龚强撰文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说明，当一国的资本禀赋水平非常低时，如果政府偏好本国工业部门的优先发展，而且依靠市场经济体系以及税收和补贴等资源配置手段没办法实现政府的战略目标，政府就只能选择对资源配置进行直接干预和剥夺企业自主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来实现其发展的策略。贺大兴、姚洋在此基础上做出进一步解释，他们通过理论模型说明，中国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政府选择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即在社会群体之间没有特定长期偏好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更可能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比较高的社会群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关于中国工业改革前的初始条件，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即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也为中国工业改革的成功提供了必要条件。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工业部门劳动力就业比重低。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吸纳的劳动力较少，劳动力就业水平并没有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再加上严格的户籍制度和低效率的人民公社制度，造成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Sachs等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改革前的初始条件。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有以下特点：农业比重大，工业比重小，而且农村的生活水平远低于城市。改革前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1978年，中国有71%的劳动力分布在农业部门，只有15%的劳动力分布在工业部门。改革使得农民流向工业部门是正常的帕累托改进，更加有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转型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模式的理论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由于中国改革前采取的是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几乎所有的工业公司都实现了国有化，但其生产效率比较低下，这就内生出工业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国有企业。国内学者一般把国有企业改革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1979—1983年)；第二阶段是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逐步推进政企分开，使企业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者和经营者(1984—1993年)；第三阶段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4年至今)。

  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改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覆盖全社会所有的领域的国有企业系统普遍经营不善，效率低下。国有企业改革是社会各界的共识，但改革的限度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步达成共识、逐步深化的。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前两个阶段，并没有触及产权，只是着手于增加企业的自主权，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但不从根本上解决产权问题，就没有真正的完成政企分开。因此这两次改革在发挥一段时间促进作用之后，便陷于停滞。这促使国家不得不进一步深化改革，进一步明确产权。直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国有企业改革才推进到产权层次，而随着产权的逐渐明晰，企业的效率逐步的提升，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直至今日，国有企业改革依然没有完成，国有垄断部门和行业还较多，国有部门一家独大的局面没有缓解，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也在继续。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国有企业改革方针。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总体上是一个企业自主权逐步扩大、产权逐渐明晰、政企逐渐分开的过程，随之而来的是企业的生产效率慢慢的升高、经济绩效越来越好。

  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乡镇企业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人民公社控制的社队企业(1979—1983年)，第二个阶段是由民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1984—1998年)，第三个阶段是进一步民营化(1998年至今)。乡镇企业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人民公社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产生的大量农村劳动力被释放开来，再加上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乡镇企业的出现有效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但由于当时中国对所有制的限制，乡镇企业经历了从严格的计划管制，到集体所有个人经营，再到完全私有化的过程。企业的产权界定不断清晰，预算约束不断硬化，经济绩效也慢慢变得好。这一过程也是产权安排与当时的制度安排博弈的结果，中央政府的态度经历了从不允许到有条件的接受，再到完全肯定的过程，为乡镇企业的生存发展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学术界对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乡镇企业起到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林毅夫指出在关于中国工业化过程的讨论中，一个公认的事实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地位相对萎缩，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即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农村的工业化。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支撑了整个经济的增长，而且改善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条件与环境，使改革的阻力逐步缩小。Naughton认为乡镇企业促进了中国工业化，乡镇企业没明确的产权，具有灵活性和高效率。

  那么乡镇企业为何会取得如此之高的经济绩效呢？学术界进行了大量讨论，多数学者觉得乡镇企业的特殊产权安排有利于经济绩效。Putterman、田国强、李稻葵认为，与国有企业相比，乡镇企业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更多保护和扶持，因为乡镇企业模糊的产权安排使乡镇企业与地方政府存在利益关系。Che和Qian认为乡村组织由于负责向地方提供公共物品，得到中央政府认同，所以乡村组织兴办企业可防止中央政府的掠夺，从而获得更高的效率。林毅夫等则认为公共产权不能解释乡镇企业的成功，其成功的关键是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原则。也有学者对乡镇企业的效率提出了质疑。Jin和Qian认为乡镇企业可以给地方政府带来税收就业和农村收入，但是无法提高非农就业的收入，不能带来公共物品的供给，另外与私有企业相比效率较低。Sachs等学者指出乡镇企业产权不明晰将会带来四个问题：效率问题、抗风险能力、影响规模、限制市场对管理者的约束。不过这些批评都是相对于私有制的，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有些过分苛责。从整体看来，乡镇企业的发展为中国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历史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我们试图从初始条件和路径选择两个角度探讨两个历史时期的关联性。根据制度变迁理论，路径选择通常是内生的，受到初始条件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对旧制度的继承，也有一定的可能是对旧制度的摒弃。而不论是继承还是摒弃，都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两个历史时期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从两条主线证明了这种动态联系(见图1)。

  通过以上分析能够正常的看到历史对于工业化的影响脉络：中国近代贫穷落后、受外国侵略的屈辱历史，促使新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又使国家不得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成为经济主体；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再加上国有企业激励较差、效率较低的弊病，促成了国有企业改革，以提高国有企业的绩效。同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无法吸纳大量劳动力，导致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而农村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效率十分低下，引起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人民公社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以及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产生的大量农村劳动力被释放开来，促成了乡镇企业的发展。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已经有许多关于工业改革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联性的研究。威廉·哈勒根和张军是较早分析改革前后关联性的学者，他们实证分析了1978年的初始条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为初始条件的影响是显著的，只是他们的分析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存在样本量少、初始条件的选取过于简单、遗漏初始条件等问题。林毅夫构建了一个技术选择指数来度量重工业优先发展程度，进而和他的团队利用这一指数，对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策略的影响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包括林毅夫、刘培林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重工业发展的策略导致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造成各省市之间的地区收入差距；林毅夫、刘明兴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对重工业发展战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直接影响该地区的城乡差距；林毅夫、刘明兴运用计量模型，证明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国有工业绩效之间有负向作用，并且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了1978年工业的初始条件，但是影响不显著；陈斌开、林毅夫运用数理模型证明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更低的城市化水平和更高的城乡工资差距的内在机制。能够准确的看出，这一系列研究都是探讨重工业发展的策略的负面影响，是因为林毅夫等学者研究的逻辑起点，正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违反了比较优势原则。

  但总体而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功大于过，而且对改革开放后的工业改革路径和经济绩效有深远影响。已经有一些成果研究计划经济时期的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例如，申晓勇、武力从国防工业发展的视角，说明三线建设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军民融合发展，以及产业体系升级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陈斌开、林毅夫实证分析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将三线建设作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工具变量。他们指出三线建设省份的技术选择指数，大大高于非三线建设地区。这说明三线建设使部分地区重工业优先发展程度高于别的地方，中国各地区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程度与三线建设的历史高度相关。该分析可以间接说明，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发展有着长远影响。然而关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体系的影响的研究总体较少，很难将两个历史时期联系起来。另外研究主要是采用史料论证，实证分析有待进一步加强。

  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快速地发展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对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原因进行了探讨。Putterman指出改革前的公社制度为乡镇企业提供了资本和劳动的原始积累。Jin和Qian也认为在改革之初，有能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地区，大都是那些在过去社队企业较为成功，且地方政府较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地区。他们还在实证分析中加入了初始集体财产和地方政府能力两个变量，证实了他们的观点。但总体来讲，关于乡镇企业在改革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联性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引起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及大量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对乡镇企业发展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关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中历史因素的影响，虽然还没有人专门从经济史的角度系统加以论述，但是已经有大量的相关成果。这说明，在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奇迹时，注重经济发展过程中历史的前后关联性，已经慢慢的变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第一，整体看来该领域研究偏少，缺乏系统研究。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计划经济时期的资料和数据很难搜集，尤其是“文革”期间的资料多有散佚，给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另一方面则是一直以来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认识大多是割裂的，从历史视角对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研究相对较少。

  第二，许多结论由于受样本数据、计量方法、指标选择等方面的限制，还存在一些争议。随着实证检验技术的逐渐完备，对数据质量的要求也在逐步的提升。早期的分析多以省级数据为基础，这显然已经难以适应当前学术研究的要求。我们应该进一步搜集整理更为翔实的大样本数据，来克服传统小样本研究中出现的不稳健问题。提高实证检验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提高数据质量，以市、县级数据为基础，是今后进一步开展相关主题经济史研究的必然趋势。另外，还要进一步选择合适的指标和更为科学的方法，在计量检验的过程中处理好内生性问题。

  一是重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正向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西方国家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的背景下，为了巩固国防、发展工业等，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计划经济时期，为发展重工业，大量劳动力从部队、农村转到工业公司，从事严格的计划性工业生产，这些新企业职工为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发展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中国在短短十几年内从无到有形成了许多大中型工业公司，初步建成了独立且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些物质、技术和人力因素在改革开放后，为中国工业参与国际工业体系的合作、升级与竞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实现了国家工业总产值的迅速增加。这些都表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工业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至少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一个地方重工业优先发展程度越高，其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越高，工业经济发展速度越快。

  二是改革开放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目前一些地区的产业体系失衡存在影响。目前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在一些行业仍然一家独大，有些是涉及国家安全、国计民生，是必然选择，但是有些行业也不尽然。国有企业占工业公司的比例存在地区性差异，在一些地区国有企业比例依然很高。个别地方存在非国有公司发展不充分、新的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上述地域在计划经济时期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依托，形成了国有企业主导的地方产业体系，但形塑了产业政策的路径依赖，造成当前产业体系升级和转型困难。不可否认，这一现象与改革开放前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有密切关系。重工业的核心特征是资本需求大、劳动需求少，这与新中国成立时劳动力富余、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特征不匹配。发展重工业不符合当时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因此，重工业难以在市场经济的方式下发展起来，新中国成立初期要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就必须以政府干预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开放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逐步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指向，但个别地方在惯性思维下仍延续以国有企业来影响社会资源配置的工作思路，习惯于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经济发展，不利于非国有企业的发展。这其中有民间传统文化性因素，也存在既得利益的消极影响。所以，改革开放前重工业优先发展程度越高的地方，改革开放后对于国有企业的依赖程度越高，非国有公司发展不充分，新经济增长点动力不足。实现这些地区产业体系的升级和改造，促进产业体系合理化，引导非国有经济健康发展，仍是当前的艰巨任务。

  此外，二元经济结构对于乡镇企业发展的影响等问题，也值得思考。改革开放前，中国超过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并不相符，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无法吸纳大量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严重超过标准，而当时农村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效率比较低，不足以支撑人口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形成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已有大量文献证实，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城乡收入差距成正比关系。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产生的大量农村劳动力被释放开来，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改革开放前重工业优先发展程度越低的地方，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越活跃。

  从现实来看，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存在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彼此割裂、相互对立起来的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观点以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另一种观点则以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具有连续性，是一种累积的过程。当今的现实总能找到其历史原因，并且受制于历史因素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也说过：“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大家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能够理解。”诺斯更加明确地告诉我们历史原因在经济绩效中的重要性，而其大多数表现就是经济发展过程前后的关联性。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充分说明了这种关联性，即改革开放后的工业绩效与计划经济时期的物质和制度遗产，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习所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通过工业化的案例分析，可见中国当代经济史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加强历史比较，总结经验教训，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历史起源、演变和得失：基于国家能力的视角”（项目号：7217312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