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气、水污染相比，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滞后性和复杂性。我国土壤污染量大面广、污染类型多样、污染成因各异。具体来看，农用地土壤以镉等重金属污染为主，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西江及北江流域、西南高背景区，具有非常明显流域性和区域性，不一样的区域农用地土壤污染来源复杂多样，经常使用被污染的灌溉用水、挟带废渣或重金属等污染物的洪水淹没农田等均可导致土壤污染，一些重金属污染较重地区，大气沉降占农用地土壤镉总输入量的60%以上。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城市用地功能调整，大量污染企业搬迁，留下许多退役污染场地（地块），亟需评估、管控与修复，污染场地安全利用存在一定风险，在产企业场地污染风险与连片污染问题突出，部分工业园区土壤与地下水污染较重，对周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建设用地污染源数量多、污染物种类多、污染过程复杂，防治难度较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出台并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土壤污染状况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等，查明农用地土壤污染面积、分布及其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筛选排查10多万个存在潜在污染的场地，基本掌握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与地下水污染状况及环境风险。各地区各部门快速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足保护优先、预防为主、风险管控，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全国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初步遏制，土壤环境风险得到一定效果管控，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

  总体来看，当前土壤污染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起步晚、基础弱，在土壤污染协同防治、分类治理、风险管控、支撑保障等方面尚有短板，需逐步加强土壤污染多元共治、农用地土壤污染分类治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科学技术创新支撑能力建设，确保土壤环境安全。

  一是增强多部门、跨区域协同防治合力。切实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组织修订完善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指标体系及监测监管技术规范。统筹推动土壤与大气、水、固废污染协同防治，将重金属等纳入大气常规监测指标和企业废气排放约束性指标。强化农业投入品监管，持续实施化肥农药减量、禽畜粪便安全利用等。推动土壤污染防治与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地力提升、酸性土壤治理等工程协同增效，加快建立污染物大气沉降、径流迁移等长距离、跨区域输送的联防联控机制。强化新建和改（扩）建企业及建设项目的防渗、管道架空等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工程。

  二是深化农用地土壤污染分区分类分级治理。聚焦重点区域、粮食和蔬菜作物，全面总结轻中度污染农用地种植结构调整、低积累作物品种筛选等安全利用技术的实效，制定和发布相应技术规范，逐步建立轻中度污染农用地“一地一策”安全利用技术模式。建议根据重度污染农用地分布位置、肥力条件等，将其分类调整为经济作物用地、生态用地和建设用地，同时建立多元生态补偿机制，优先补偿失地农户，重点支持重度污染耕地所在地区中低产田提质改造工程建设，统筹推进重度污染耕地安全高效利用。

  三是强化在产企业场地污染风险管控。严格管控污染场地再开发利用风险并实现长期监管，加强对在产企业和工业园区场地及周边生态环境污染风险的管控。创建并实施在产企业场地“边生产—边管控—边修复”模式，试点开展污染园区面上防控、带上阻控、点上修复技术模式，加快形成在产企业场地污染风险管控的系统解决方案。可考虑在化学工业园区等工业集聚区开展在产企业场地污染风险管控、原位修复及长期监管工程示范。

  四是加强科学技术创新支撑能力建设。加快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绿色修复技术创新，增强土壤污染防治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撑能力建设。建设土壤污染防治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持续设立相关重点研发专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突破土壤污染精准识别、风险管控、绿色修复、安全利用等关键技术，促进中长期土壤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加快多元投融资体系建设，促进成果转化及产业升级，有力推动土壤污染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