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过去2000年，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全球气温升高与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不仅对自然环境产生深远影响，也深刻影响着社会经济的每个方面，从实体经济到金融发展，从公共健康到贫困与公平，其影响无处不在。鉴于全球经济的金融、政治与经济一体化，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将是广泛而复杂的。
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指长期平均天气模式的变化，这种变化决定了地球的局部、区域和全球气候；全球变暖指地球平均气温的持续上升。随着全球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两极与山地冰川的融化，以及飓风、热浪、野火、干旱和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规模、频率和强度的增加，科学界逐渐从长期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视角探讨全球变暖，而非仅局限于关注地球的平均温度。因此，气候变化也可以指由全球变暖所引起的大气、陆地、海洋和冰冻区的平均状况变化。
自19世纪末以来，全球气温持续上升，平均地表温度已增加约2℉（约1℃），且当前每十年的增幅超过0.2℃（0.36℉）。这一变化主要归因于人类活动对化石燃料的燃烧和土地利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浓度的持续上升将使全球温度不断升高。《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是将全球升温控制在不超过工业化前2℃以内，理想值为1.5℃。各国政府承诺的行动及减排轨迹与所需的减排力度和温升目标之间仍存在非常明显差距。然而，经济发展并非与净零排放相对立的零和博弈。短期内，盲目追求经济稳步的增长可能带来微薄的眼前利益，但忽视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长期成本将极度影响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气候变化的长期性、全球性、环境损害性、技术依赖性及不确定性，使其不仅成为一个环境问题，更是对经济活动产生深远影响的主要的因素。这种压力在于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及各行业运作方式的变革，包括生产要素的供给冲击和对消费及投资的需求侧冲击。
供给冲击源于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对生产要素的负面影响，如劳动生产率、资本存量、原材料以及能源供应，进而导致产出下降与物价上涨。
一是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与农业生产。农业是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最为敏感与脆弱的行业，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尤为显著。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会增加农业不确定性，气温升高和降水模式的变化会直接影响作物的生长周期和产量。因此，气候变化对粮食供应构成挑战，作物产量的不稳定性也将导致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从而加剧粮食安全问题。尽管部分地区可能因温度上升与降水增加而受益，但多数地区，尤其是热带和亚热带，将面临更加大的挑战。面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对农业的负面影响，农民积极探索适应策略，如推广耐旱作物、改进灌溉技术和实施精准农业等，旨在缓解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对农业生产力的影响。然而，这些措施也带来了农业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和投资的增加，进而推高农产品价格，最终转嫁给消费者，挤压其收入。此外，其他经济部门亦可能受到连锁反应的影响，甚至引发通货膨胀。
二是气候变化与劳动生产率。气温变化会直接作用于劳动生产率，导致劳动力供给受到冲击，并引发产出波动。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生产率的下降，还可能因健康问题导致劳动缺勤，进一步影响整体生产水平。有研究表明，国家生产率与气温呈倒U型关系，年均气温在13℃时生产率最高，随气温上升，生产率呈非线性下降趋势。此外，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亦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一方面，它们直接破坏基础设施并导致生产中断，影响工作场所安全；另一方面，极端天气还可能切断上游供应链导致生产停滞，进而减少劳动时间与生产能力。
三是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与交易成本。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会通过资本存量下降、原材料和中间品供应短缺、供应链阻断等多重渠道影响交易成本，从而引发供给冲击。首先，极端天气（如洪水、飓风等）的频率和强度上升会对厂房和生产性设备等硬件设施造成物理性损害，加速资本存量的下降。这种损害不仅对资本存量的调整频率提出了更加高的要求，也会缩短资本常规使用的寿命，增加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并导致高额维修或重建费用，挤出生产性投资。其次，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对公共基础设施的破坏将影响原材料的生产与运输，导致原材料供应短缺及价格大大上涨。对于依赖特定原材料的企业而言，原材料短缺可能引发生产停滞，威胁交货能力与供应链稳定性，因此导致供应链断裂与生产计划混乱。再者，原材料、中间产品和能源供应的短缺不仅会增加交易成本，还可能引发产出缩减和失业，进而推高工业品价格，最终影响消费品价格，引发通货膨胀并导致社会不稳定。
四是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与产业转型。如上所述，各国政府正在积极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法规来应对气候变化，例如推行碳税和建立碳交易市场。然而，在短期至中期内，政府推动向绿色能源转型的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能源通胀，尤其是由于对化石燃料发电的征税。鉴于能源是物质生产的基础，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对通胀的次生影响将波及全球经济。尽管如此，随着可再次生产的能源领域技术的不断的提高，可再次生产的能源供应稳定性提升，这种转型在长期内可能会降低未来能源成本。与此同时，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引发的产业转型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在绿色经济和可再次生产的能源领域。这些新兴职业将对劳动市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根据波特假说，环境规制的加强也会促使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抵消遵循环境规制所带来的成本，以此来实现创新补偿效应，提升公司生产绩效和竞争力。
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对经济活动的需求侧具有直接影响，但这一影响更多地来源于对供给冲击的连锁反应，供给冲击仍是气候变化影响经济活动最主要的方面。需求冲击大多数表现为商业投资、跨境贸易和家庭消费的减少，这一些因素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
一是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与投资。气候变化通过加大生产约束和提高生产所带来的成本所带来的供给冲击，会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甚至导致亏损。这会抑制企业的生产投资。在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中，某些资产类别的长期回报前景也有一定可能会受一定的影响，从而增加对未来损失的预期，进而改变投资偏好，导致商业投资和跨境贸易的减少。与此相对的是，气候领域的投资可能会促进增长，以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
二是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与消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一方面体现为收入减少和家庭财富缩水带来的消费水平下降，另一方面体现为消费偏好的改变。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不仅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负面影响，还会降低劳动者的生产率，进而导致收入下降。气温与收入的这一负相关关系在众多文献中得到了验证。同时，气候变化还会导致家庭财富（房产等）缩水。根据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理论，家庭消费取决于一生的永久收入，消费者通常会根据永久收入来平滑生命周期的消费，以此来实现消费的效用最大化。因此，预算约束线的内移会降低家庭的消费需求。极端天气事件也有一定可能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市场需求，家庭将更多地消费于适应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商品和服务上，尤其是在食品、能源和建筑等领域。同时，为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带来的健康威胁，家庭在医疗保健商品服务上的支出也会增加。
三是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与贸易。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给国际贸易带来了严峻挑战。对于外贸企业而言，气候变化导致的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将提升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国际运输网络中断可能会引起运输费用上升，进而影响贸易的效率和成本。与此同时，各国为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而实施新的贸易政策，例如碳关税或环境标准，这将进一步增加碳成本，提高碳密集产品的出口成本，重塑国际贸易格局。
气候变化通过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两个渠道影响金融体系。物理风险源于财产、基础设施和土地的损坏；而转型风险源于向低碳经济转型过程中气候政策变化、技术进步、消费者偏好转变和市场情绪波动。各国的风险暴露程度有几率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通过跨机构之间的金融联系、市场行情报价波动和不同极端天气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使得气候风险在整个金融系统中传播、放大，最终影响金融稳定。
物理风险敞口表现为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和偿还债务的能力下降，进而导致贷款组合违约风险增加或资产价值降低。例如，海平面上升及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可能对房主和企业造成实质性损失，以此来降低房产价值，增加抵押贷款组合的风险并加大不良贷款的概率，同时导致保险费用上涨。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因索赔频率和严重程度都将高于预期，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将明显地增加其负债风险，导致财务情况恶化。
转型风险体现在金融机构的资产上，部分企业可能因气候变化政策的影响而面临资产贬值，因此导致金融机构遭受损失。随着对气候风险认识的提升，绿色金融市场逐渐兴起，涵盖绿色债券、可持续互助基金和气候风险保险等工具，旨在支持绿色经济转型和减缓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影响。同时，市场对传统能源（如煤炭、石油）的需求可能会下降，相关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股价将受一定的影响，此现象可能引发“碳泡沫”的破裂，进一步损害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将进一步加剧现有的不平等，不仅会造成气候损害的分布不均，还有应对气候变化责任的分配不公，引发气候贫困。首先，气候变化的影响往往集中在社会经济脆弱性较高、适应能力会比较低的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这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现象。极端事件对贫穷的地方和脆弱人群的不利影响也更明显。一方面，这些地区普遍面临更高的气温，并且对农业、林业和旅游业等气候敏感行业的依赖程度更大。随气温上升，这些地区可能会因缺乏足够的资金或技术上的支持来适应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首当其冲地承受着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不利影响。同时，发展中国家由于能源需求的快速上升且绿色投资预算的空间被压缩，更难以承担过渡成本，进而加剧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大量证据说明，自然灾害和高温造成的总损失在低收入国家更大。其次，发展权与减排责任的不对等。从历史上看，富裕国家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大多数来自，但脆弱地区却更多地在承受这些排放带来的负面影响。根据《2023年排放差距报告》，全球10%的最高收入人口的排放量占48%，其中三分之二生活在发达国家；50%的社会底层人口仅占总排放量的12%。
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问题因其涉及不确定性、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等多方面的问题，使得准确评估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经济影响成为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和实证计量模型是目前评估气候变化影响的两种重要方法。前述研究多采用实证计量方法，从比较静态的视角分析气温如何通过农业产出、劳动生产率、能源需求和犯罪、动乱和冲突的发生率等渠道影响一国的经济稳步的增长。这类计量方法的局限在于未能考虑气候系统和经济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气候系统的动态反馈会导致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经济效应表现为叠加效应和放大效应。因此，慢慢的变多的学者利用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综合评估模型进行损失评估。
威廉∙诺德豪斯教授（Nordhaus）开创性地将经济系统和气候系统整合在一个模型框架内，通过比较不同减排方案和温升情境下所面临的收益与成本，以确定全球变暖的最佳水平和相关排放途径。尽管综合评估模型（IAM）已成为目前最为主流的气候评估分析工具，但其评估结果却受到不确定性、技术进步、贴现率、损害函数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由此导致学者们在气候变化损害的估计上存在比较大分歧。相对而言，伯克（Burke）、相（Hsiang） 和米格尔（Miguel）不考虑适应性投资，提出气候可能通过增长效应而不是水平效应来影响人类系统，利用计量模型估计发现，在温升5℃情景下，到2100年全球产出将减少23%，导致损失估计远高于当前IAM的估计结果。
国内学者使用FUND模型、RICE模型和PAGE模型三个最常见的IAM对全球和中国的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损害进行估计。结果发现，每升温1℃，气候损害的成本分别约占中国GDP和全球GDP的1.5%和0.7%；到21世纪末，在RCP8.5下，气候损害将占全球GDP的6.26%，占中国GDP的7.53%。在RCP4.5和RCP2.6下，全球GDP损失将分别降至1.91%和0.94%，中国GDP损失将分别降至1.97%和1.05%。就中国最坏情景的风险而言，预计到21世纪末，在RCP8.5下，中国GDP损失为28.1%，在RCP4.5下损失为8.99%，在RCP2.6下损失为5.31%。（注：RCPs表示不同的气候情景。RCP8.5为高排放情景，表示无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政策干预时的基线为中等排放情景，表示政府干预下的气候情景；RCP2.6表示温室气体浓度非常低的情景）
历史排放已使气候风险的积累至不可逆转的程度，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显得很重要。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性特征加大了产权界定难度，单凭科斯定理难以有效解决排放问题。同时，由于自由市场未能有效内部化解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负外部性，也未对碳排放成本做到合理定价，因此，亟须政府干预以重新配置资源。
《第三次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指出，自1909年以来，中国的平均气温上升已达1.5℃，高于全球中等水准。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对我们国家的经济活动的冲击不可小觑。2020年9月22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国家主席习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积极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风险，我国政府采取了多项举措。在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还应统筹考虑减排的优先顺序和轻重缓急，充分关注公正转型的问题，热情参加全球气候治理，科学进行减排以最小化碳减排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成本。
首先，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政策的制定应充分权衡减排的紧迫性与可行性。缓解与适应是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两大重要手段。但结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当前应以提升气候变化适应能力为重点。这是因为，伴随经济发展，后代会愈加富裕；若目前采取高强度减排，实际上会削减当代人消费，导致财富向后代转移，引发严重的代际公平问题。因此，气候变化政策制定应格外的重视减排行动的轻重缓急，科学评估各阶段减排行动的强度，合理规划减排路径。从时间维度来看，伴随着技术进步、产业体系优化和能源新禀赋等减排红利的出现，减排成本将会逐渐降低，减排选择也会逐渐多样化。因此，在确保减排成本代际均等化的前提下，我国应在初期适度减排，在后期加速减排。这一策略将大大降低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成本，以此来实现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其次，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应确保气候公正。我国气候类型复杂，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呈现显著区域差异。因而，在推行减排措施时，确保公正转型至关重要。这要求以完善的碳排放核算体系为前提，以确保碳排放责任的公平分配。同时，应加大对脆弱地区和人群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在农村和贫穷的地方，提供技术援助和资金支持，帮助其提高抗风险能力和适应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能力，以避免加剧社会不平等。
再次，气候变化政策应明确从能源“双控”向碳“双控”转变的基本逻辑。以往减排政策过于强调经济稳步的增长与能源消费的脱钩，这类措施通常涉及产业体系的调整和能源效率的提升，而这势必会带来高昂的转型成本。随着能源结构的逐渐优化以及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水平的不断的提高，碳能分离现象逐步显现，能源消费与碳排放之间的传统线性正相关关系将向非线性关系转变。高能低碳将推动经济稳步的增长与减碳之间的协同发展。
最后，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政策应致力于保障行动的全球性。减排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其属性使得减排行动面临搭便车问题。在缺乏气候变化全球性应对措施的情况下，仅有少数国家积极减排，将难以对全球减排进程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未来中国应当继续加强国际合作，实现信息互通和经验共享，对受气候相关风险影响较大的行业和地区给予更多关注与援助。在推进有关政策时，还应注重并建立财政、监管、宏观调控、预警等多维度的协同与支持，共同构建国际减排新秩序。（作者为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