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工业化已进入重化工业快速地发展的新阶段。重化工业快速地发展是工业化发展规律推动的自律性发展，具有市场经济主导等特点。对重化工业快速地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应该正确认识，这是继续推动重化工业发展和实现工业化的关键。面临亚太特别是东亚自由贸易快速地发展的新局面，必须根据科学发展观，以科学技术进步和转变增长方式为中心，迅速提高重化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自1991年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重开始逆转以来，我国工业化就进入了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发展阶段；新世纪初经过新一轮高速经济稳步的增长，又进入了重化工业快速地发展的新阶段。然而，如何认识重化工业发展新阶段及其暴露出来的问题，学术界却有不同的意见，吴敬琏同志甚至明确否定我国重化工业的新阶段。为此，写了这篇讨论和争议的文章。

  重工业在我国工业生产里的比重自1990年下降到谷底以来，就转为了逐年上升的趋势，经过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快速地增长，又连年大幅度提升，这标志着我国工业化现已进入了以重化工业为主的新阶段。

  重化工业快速地发展既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快速地发展的根本原因，又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其主要特征是：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策略的基本思路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中心，强调发挥比较优势，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当时我国工业化战略并没有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发展为中心，而是以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发展为中心。不仅如此，十五届五中全会决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后，在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和工业结构向重型结构转型已经引起全国各方面重视的情况下，国家也没有明白准确地提出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发展的策略。由此可见，我国重化工业快速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种自律性的结果。所谓自律性的结果，就是重化工业快速地发展乃是工业化发展规律所使然，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结果。

  从总体上看，重化工业快速地发展主要是在市场机制主导下实现的。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原工业部门的主管机构已经取消或转变为全国性的公司，大部分国有企业都被推向了市场。这样，由于国家不再直接投资和干预企业经营活动，重化工业快速地发展就主要是在市场机制主导下实现的了。因为重化工业投资和生产有利，不仅外商投资的重点倾向了重化工业，非公有制企业慢慢的变多地参与了重化工业，而且如后所述，各地方政府也大都竞相发展重化工业。

  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90年代中期前后，我国基本上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长期以来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由此，以销定产成为企业制定生产计划的基本前提，市场需求也就成了各工业部门扩大再生产的决定性因素。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和新能源、新材料技术。其中除生物技术外，大多数新技术的研究开发不仅都是以重化工业各部门为中心而展开的，而且其成果也主要使用在于汽车工业、电气机器工业和IT等部门的高新技术产业。顺应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潮流，我国的技术革新和科学技术进步也是以重化工业为中心而展开的。

  随着时代的进步，在技术革新、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形势下，重化工业出现了许多新兴的产业部门，特别是出现了IT等高新技术产业。因此，重化工业的内涵不断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重化工业了。就我国而言，上世纪50年代，重化工业的主要部门是钢铁、冶金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60年代后出现了快速地发展的石油和石油化学工业，80年代后出现了快速地发展的家用电器工业，90年代后又出现了快速地发展的汽车工业和IT工业。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正是由于家用电器工业、汽车工业和IT等新兴工业部门的兴起，才带动了我国重化工业的迅速发展。

  从国际产业转移的现状和发展的新趋势看，轻纺工业特别是纺织服装工业的国际转移已成为历史，重化工业则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角和重点。在国际产业转移重心转向重化工业的形势下，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重点也转向了重化工业。

  伴随外商重化工业投资的迅速增加，重化工业已成为三资企业增长最快的部门，有力推动了重化工业特别是IT产业和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

  在国家直接干预经济作用削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作用却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究其原因，乃因为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条件下，地方分权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各省市自治区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方面一直在进行着你追我赶的比赛和竞争，而地方领导人的政绩考核和职务晋升，又给这种比赛和竞争以很强的动力机制。尤其是“十六大”提出2020年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并号召有条件的地区率先进入小康社会以来，这种比赛和竞争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

  各地方政府为最大限度加快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必然是竞相发展产值大、税收多的重化工业。地方政府的作用虽然经常导致国家的宏观调控失控进而导致经济过热，但却是推动重化工业快速地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体制性因素。

  我国经济快速地增长是以沿海地区为中心而实现的，我们国家的经济的精华包括重化工业和轻纺工业的精华也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化工业的快速地发展乃是沿海地区发挥带动作用的结果。然而，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沿海地区轻工业的集中度明显高于重工业，而重工业比重却一直低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低于东北地区。因此，与沿海地区对重化工业快速地发展的带动作用相比，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东北地区的推动作用更有特色。

  和发达国家一样，我国重化工业快速地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例如粗放型增长方式问题、投资过热与资源、能源瓶颈问题，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原材料、关键零部件特别是技术对外依赖的问题，贸易效率低下问题，产业链短、对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缓解就业压力作用小的问题，等等。怎么样看待和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已成为中国重化工业继续发展的关键。

  工业化新阶段与工业化社会（或经济社会，下同）发展新阶段是两回事，工业化有工业化发展规律，工业化社会有工业化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规律，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从总体上看，工业化发展规律是工业化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规律的一部分，它虽然受工业化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规律的制约和影响，但却有自己的特点。因此，既不能用工业化发展规律代替工业化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规律，也不能用工业化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规律代替工业化发展规律。换言之，不能因为对后工业化社会特别是对服务业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就否定工业化发展规律，更不能把重化工业新阶段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服务化的新方向对立起来。

  2003年以来，我国的确是出现了重化工业投资过热的现象，并由此产生了设备过剩以及原燃料和电力供应吃紧、价格持续上涨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必须坚决抑制。尽管如此，但却不能因噎废食，由此而限制重化工业的长远发展。

  我国人力资源和原材料、能源消耗大，经济效益低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主要是由于人才、资金、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不足造成的。而且，从产业的人才、资金、技术分布情况看，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大多数表现于轻纺工业而不是重化工业，在重化工业中也大多数表现于传统工业部门而不是新兴工业部门；从企业的人才、资金、技术分布情况和经营管理上的水准看，粗放型经营大多数表现于中小型企业而不是大中型企业。不仅不能把粗放型增长方式归咎于重化工业的迅速发展，而且从发展趋势看，还必须依靠重化工业快速地发展来彻底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

  从实际情况看，重化工业快速地发展确实是造成了污染和环境破坏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然而，污染和环境破坏等问题并不完全是重化工业快速地发展造成的，轻纺工业某些部门如印染、造纸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也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和环境破坏等问题。我国工业化过程中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其最终的原因还在于重化工业发展的落后。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只有重化工业实现了现代化，我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保方面的问题。

  扩大就业是当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国扩大就业的主要途径首先应该是全力发展第三产业，而不是全力发展轻纺工业，不能把解决就业压力作为发展重化工业的障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不足的首先是第三产业而不是第二产业；在工业方面，发展不足的也首先是重化工业而不是轻纺工业。

  高新技术产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无论是轻纺工业还是重化工业，其中都有高新技术产业。无论是轻纺工业部门，还是重化工业部门，凡是用高新技术生产的，都是高新技术产业。更重要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科学技术革命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绝大多数都是围绕重化工业为中心而展开的。目前，我们国家科技革命和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也是以重化工业为中心而展开的。

  信息化并没改变我国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根据各发达国家的经验，工业化是在重化工业化的基础上实现的。对我国来说，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最主要的就是信息化带动重化工业化；工业化推动信息化，最主要的就是重化工业化推动信息化。

  现在，不少人把国际间产业转移的经验套用于国内各地区间的产业转移，预言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转移。这种千篇一律的教条，并不符合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实际，乃是一种误导。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不存在大规模向国外转移的可能性，而且在国内也不存在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大规模转移的可能性。

  一些人之所以照搬国际间产业转移的经验，乃因为他们忽略了国际间产业转移的基础和前提，这就是发达国家出现了夕阳产业和劳动力国际移动的限制。然而，我国的情况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无论从全国看，还是从沿海发达地区看，在当前和今后一、二十年内，都没有夕阳产业，而只有慢慢的变多的朝阳产业。其次，在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的框架下，除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既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又宛如一个经济自由化程度很高的自由贸易区，不仅是商品，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在各地区间的流动，也都没什么限制和障碍。

  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经济出现区域化、一体化的趋势以来，以缔结FTA为标志，全球自由贸易一直在不断地发展。新世纪以来，以全球性双边自由贸易的迅速发展为标志，世界经济区域化、一体化又进入了以双边自由贸易为主、多层次自由贸易同时发展的新阶段。就东亚而言，也出现了以双边自由贸易为主，双边自由贸易和区域内自由贸易同时发展的新局面；其中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以及东盟，都对东亚区域内自由贸易特别是双边自由贸易采取了越来越积极的态度。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开端，我国自由贸易也开始发展起来了。

  以东亚自由贸易的迅速发展为标志，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国际环境，正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竞争和挑战。首先，面临日本、韩国和东盟各国双边自由贸易的迅速发展，以主动倡导中日自由贸易区为标志，我国不得不对自由贸易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其次，面临东亚自由贸易区特别是中日韩FTA、中日FTA、中韩FTA的发展的新趋势，我国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很快就要面临贸易自由化的严重冲击。

  现在看来，对我国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真正的挑战和冲击并不来自WTO，而是来自亚太特别是东亚自由贸易的迅速发展。WTO多边自由贸易体制是140多个成员齐步走的体制，贸易自由化进程一定要考虑最落后国家的自由贸易能力。

  应该强调的是，在东亚贸易自由化发展的过程中，我国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所面临的严重挑战和冲击并不是来自东盟，而是来自日韩两国特别是来自日本。

  无论根据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内自由贸易的经验，还是根据我们国家国内统一大市场的经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由于竞争原理和竞争机制充分的发挥作用，国家或国内各地区的比较优势都将充分地反映出来，国际间和国内各地区间的产业分工格局也都趋于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状态。因此，对我国来说，在东亚贸易自由化实现以前，必须根据科学发展观，制定以发展重化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战略，并且以科学技术进步和转变增长方式为中心，抓紧10-15年的时间尽快提高重化工业的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现在是我国彻底改变不合理国际分工格局的最好时机和最后时机了。否则，一旦东亚实现了贸易自由化，要改变既定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格局，就将是事倍功半、越来越困难的事情了！对我国来说，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继续发挥轻纺工业的比较优势，而是尽快改变重化工业的比较劣势为比较优势。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