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农用土壤修复技术日趋成熟，工业用地修复需求慢慢地上涨，但修复效果参差不齐，制定规范化的技术标准将是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石。”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以下简称土壤所）所长沈仁芳日前在第一届全国土壤修复大会上表示。

  20世纪60年代，氮磷钾等肥料被广泛施用于土地后，大幅度的提升了我国的粮食产量，但同时也增加了土地污染的风险。而后随着农药的大面积施用、工业的排放，我国的土地污染问题逐渐显现。

  2014年，当时的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我国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

  土壤所研究员骆永明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介绍，自20世纪70年代起，我国开始开展土壤污染与修复研究，针对农用土地修复发展出了化学控制/客土改良、微生物修复、植物修复等办法。“目前，人类共发现400余种超积累、高积累植物，伴矿景天就是这里面一种，它能快速吸收降低土壤有效态镉，一般耕种两季就能监测到镉含量显而易见地下降。”骆永明说。

  沈仁芳认为，从总的来看，农业用地重金属污染问题凸显并非源于含量增加，而是土壤酸化导致重金属活性增强。修复污染土地的同时，也要推广叶面施肥等管控技术，引导全国农民科学施肥。

  针对工业发展等导致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刘鹏表示，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一般会用稳定化与固化技术、填埋、水泥窑焚烧等解决方法，土壤淋洗技术、针对挥发性重金属的热脱附技术也逐渐在开展使用。对比之前的解决方法，目前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前会进行细致的分析评估，耦合使用多种处理方法的趋势明显，效果也较好。

  土壤修复技术更新迭代的同时，我国的土地污染情况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2016年研究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天津及河北地区土壤有机污染物较重。按欧洲土壤品质衡量准则，PAHs轻度污染占29.6%，中度污染3.3%，重度污染4.1%；3种以上有机物复合污染样点超过90%，呈现复合污染态势。

  “农业、工业、油田、矿区土地单一污染向复合污染的转化，使得土地污染呈现出复杂性、滞后性、危害性、隐蔽性，而污染物与各地土壤环境混合又进一步增加了治理难度。”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朱利中说。

  目前，研究人员通过土壤有机物物源解析技术，已证实多氯联苯、多溴联苯醚、六氯丁二烯、多环芳烃主要来自于工业，农药、抗生素、零苯二甲酸酯主要来自于农业。

  朱利中表示，已知化肥农药、污水灌溉、秸秆焚烧、干/湿沉降是污染物的大多数来自，接下来急需进一步将研究细化，以探明我国土壤污染特征，在关键理论和适用技术上有所突破，减少土壤污染修复的不确定性。

  据了解，为深入研究我国的土地污染问题，土壤所突破桎梏，引进国际人才。“我们引进人才注重总实力和项目经验，其中一位专家在国外从事武器场地修复多年，当时并没有论文发表，但是经验比较丰富，目前慢慢的变成了我国土壤修复领域的专家。”沈仁芳说。

  据统计，“863”计划为土壤修复技术研发匹配的资源累计超过20亿，“973”计划中有11个与土壤污染相关的基础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土壤污染与修复的自主项目接近1500个，国家对土壤修复技术研发支持的数量与力度逐年增加。

  随着“净土计划”等国家级土壤污染防治方案的启动，全国已建立9个重金属污染防治试点，推动了我国土壤污染修复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发展。专家提醒，关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需练好内功，及时建立修复技术的评价标准。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土地污染修复技术的说明多针对自身技术，缺乏宏观视野，不能有效指导技术选择。

  “国内的土壤修复技术慢慢的变多，适用性各有不同，希望行业标准尽快出台，指导市场综合评价各技术在污染识别、修复效率、安全性、便利性等维度的优劣。”刘鹏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骆永明也表示，这样的标准制定并非易事。“土地污染的发生和治理具有人为性和地域性，即便是相同的污染，因污染程度和地域的不同，也会影响治理技术的选择。”骆永明说。